​四川稻城发现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皮洛遗址 人类13万年以前就已登上青

四川稻城发现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皮洛遗址 人类13万年以前就已登上青藏高原

专家在皮洛遗址现场考察

不同地层出土石器的示意图

皮洛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地表采集的手斧

皮洛遗址石器分期

遗址可以看到清晰的地层剖面，每层相隔以万年计

地层出土的手斧

阿舍利工具组合

（报道）据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新闻提要：皮洛遗址是一处罕见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是一项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

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所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

完整保留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

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处在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环境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关键时间节点。

9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宣布在四川稻城发现一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旧石器遗址——皮洛遗址。这处遗址不仅年代至少在距今13万年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它位于青藏高原东麓，海拔高度达到了3750米左右。在遗址发掘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包括手斧在内的近万件石制品，证明了至少早在13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从高原东南麓进入，逐步征服并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青藏高原；更以制作精美的手斧等阿舍利产品组合，证明“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学术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专家认为，皮洛遗址是一项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将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力。

发现：

青藏高原发现大型旧石器遗址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借助川藏铁路文物调查之机，进入甘孜州展开文物调查。在调查铁路沿线文物之外，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旧石器专项调查。上世纪20年代，外国传教士休士顿·埃德加曾在川西高原采集到两件手斧。如果在更大范围内采集到手斧等旧石器遗存，将有望更加明确早期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历程。

考古人员在理塘、稻城、康定、道孚以及炉霍等5个县域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新发现了24处旧石器地点。在此背景下，省考古院持续开展工作，在川西高原发现旧石器遗址点多达60余处，其中，就包括了去年5月发现的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位于稻城县城附近两公里处的七家平洛村，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为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海拔高、气候冷，这里起伏的山体上岩石裸露，仅生长着低矮的小草。然而在旧石器考古人员眼里，这里却是发育充分的阶地，黄土堆积可能已有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历史。省考古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郑喆轩介绍，当考古人员爬上阶地，惊喜果然出现：那些裸露在地表以及阶地前缘和冲沟两侧的土壤剥蚀区域的“石头”尽管部分风化严重，但依然能清晰看出其中有许多古人类经打制过的石器。这些石器包括了石核、石片、工具等，总量达到了200余件。更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他们在地表就发现了手斧。

郑喆轩说，手斧在学术界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它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在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在东亚地区，手斧近年陆续有所发现，但数量不多。让人惊讶的是，皮洛遗址的手斧数量相当庞大，迄今已发现100件左右，在整个东亚地区的旧石器遗址中相当罕见。考古人员很快对这一区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他们发现这处遗址整体南北约两公里，东西五百米，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迄今青藏高原东南部已发现的面积最大、地层堆积连续、文化类型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惊喜：

遗址年代最晚超过13万年

2020年10月底，省考古院在此展开了进一步调查勘探，并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今年4月底展开发掘，更多发现接踵而来。

他们成功揭露出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以来连续的地层剖面。在发掘探方里，可以清楚看到两米多深的地层呈现出了红、黄、灰白等不同的颜色。郑喆轩介绍，不同地层对应的时间以万年计。根据测年，即使是最上面的地层，至少也距今13万年以上。

这些不同时期的地层，均有石器出土。4层以下发现了石核、砍砸器、重型刮削器等砾石石器组合，3层发现了手斧、薄刃斧等阿舍利工业石器，二层的石制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石英质的小石片石器，另一种则是小型两面器。不同文化层的平面上也可以看到早期人类的活动面，有人工用火和加工石器的迹象。整个遗址，完整展示了砾石石器-手斧-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地层可以明显看到冷暖交替现象，但即使在气候冷期，地层也有遗物发现，说明早期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的活动频率和活动强度非常高，这就突破了以往认为早期人类只有在暖期即气候比较好的阶段才能登上高原的认识。

此外，根据不同区域遗物的分布情况，考古人员也得以推测“更远更高处的零星石器，可能与临时性活动有关。这些石器还主要是小石片石器，说明年代越晚，人类活动能力更强，活动范围也更大更高。”这一发现揭示出中更新世末到晚更新世以来古人类栖居形态，成为川西高原旧石器文化时空变化的缩影。

经过5个月的田野发掘和对地表遗物的系统采集，考古队揭露了多个人类活动面和用火、打制石器的遗迹，发现石制品近万件。此外，他们还采集了光释光测年、古DNA、粒度、磁化率、孢粉、土壤微形态、浮选土样等多学科研究样品数百份，为后续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重大考古发现

价值1：彻底解决“莫维斯线”争论

在青藏高原东麓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迅速引起国内学术界强烈关注。9月12日，国内旧石器研究权威专家前往遗址实地察看。面对清晰的地层以及丰富的遗物，尤其是数量众多、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手斧，专家们感叹，皮洛遗址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是“罕见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是一项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将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力。”

“首先，我觉得莫维斯线可以擦掉了。”中国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直言。

在西方考古学界，美国学者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提出的“莫维斯线”，被奉为圭臬。莫维斯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位于该线以西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文化传统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缺少手斧等较为精细的石器及技术。

最近几年，中国考古人在百色、洛南等地也发现了手斧体系，除了数量较少以外，“技术方面总体而言也和西方有所不同。”高星直言，“尤其是洛南手斧相对粗大，没有去薄、精致的技术。而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两面(侧)对称均衡加工、薄化处理，是在中国甚至东亚发现的最典型、制作最精美、组合最完备、技术最成熟的一套体系，完全可以和西方晚期阿舍利遗存媲美。这就彻底解决了有关莫维斯线的争论，为研究、认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不同地区人群的关系提供了珍贵、关键的证据和信息。”

此外，专家认为皮洛遗址的空间位置同样非常重要而敏感。亚洲东部包含阿舍利技术遗存的遗址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等地区。皮洛等含手斧的遗址埴补了该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价值2：为人类征服青藏高原历史进程提供了新材料

青藏高原，一直因为海拔和高寒环境，被认为并不适宜人类生存。因此学术界曾经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人类在约180万年前以及约15万至10万年前两次“走出非洲”扩散至世界各地，迁徙路线都绕过了青藏高原，直到六七千年之前，人类才进入青藏高原腹地。

几年前，中国考古人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了一处旧石器遗址，距今约三四万年以前。由于该遗址仅有一个文化层，专家认为可能是人类在气候暖期选择了上高原，气候一变就迁走。2019年，又在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肃夏河县发现了白石崖旧石器洞穴遗址，最早距今约19万年前。而皮洛遗址的发现，则进一步明确了远古人类征服青藏高原复杂的历史进程。专家推测，皮洛遗址最下部年代或许超过20万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介绍，皮洛遗址的价值并不仅仅只是年代久、海拔高，更在于它持续时间长，“是少有的三个文化阶段都连续覆盖的遗址。3700多米的稻城，即使对现代人而言都是巨大挑战。当时的早期人类却可以在这里生存，说明他们的智商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应对这种高海拔的极端环境。或许，他们是季节性登上高原，在这里捕猎、到别处生活？总之，这次发现意义非常重大，进一步加深了学术界对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演化模式的认识。”

记者了解到，考古人员在稻城以外的理塘、康定、炉霍、甘孜县等区域的三级及以上阶地面上，也发现了砾石石器及手斧。丰富的遗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人类向高海拔地区迁徙扩散的历史过程。

价值3：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学术影响

“价值重大！”“石破天惊！”在9月12日的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对遗址价值形成了一致认识，“这不光是中国的考古成果，更是一项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学术影响力。”

高星表示，皮洛遗址集中了国际研究的热点，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远古东西方人群迁徙及文化交流与融合、古人类对青藏高原征服与适应进程等等。“未来皮洛遗址的相关研究，将提升我国学术界在这些热点问题上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有助于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古根系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史前根脉，建立文化自信，提升软实力。”

专家同时认为，稻城亚丁是一处自然风景名胜和旅游热地，皮洛遗址的发现为这一自然旅游名胜区增加了亮丽的文化名片，对该地区文旅资源的开发和文化教育科普事业发展，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社会政治价值与意义。

据悉，未来考古人员还将继续在这一区域展开工作，逐步构建涵盖多学科合作的国际化科研平台，遗址未来也将展开相应保护工作，为未来打造遗址公园等做好准备。

相关报道：四川稻城皮洛遗址获重大发现——这些手斧何以惊动考古界

（报道）据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9月27日，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的发现，被在座的考古界专家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称之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发现”，尤其是发现的手斧令人兴奋。

这些手斧何以惊动考古界？记者必须得说明一下，“手斧”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金属斧子，而是指旧石器时代的石质斧状工具。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郑喆轩介绍，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手斧为何重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说，手斧是150年前人类认识的第一种旧石器。公元前4004年上帝造人是曾经盛行的学说，而几百万年至几十万年前手斧的发现，让人们确定人类有更久远的历史。

阿舍利技术为何重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介绍，“阿舍利”是旧石器文化中的一个阶段，距今170万年至20万年间，因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而得名。最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主要是手斧、薄刃斧的组合。手斧两面打制，一端较尖较薄，另一端略宽略厚，呈泪滴状。高星说：“它的对称性、工整性，以及对精美度的追求和技术的实施，体现出人类对技术的掌握和认知能力，甚至审美的能力。”因而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

皮洛发现的阿舍利手斧为何重要

“因为它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高星说。正是由于阿舍利技术是人类在早期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所以备受国际考古界关注。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提出，在欧亚大陆的东方和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区别，最关键的是西边有手斧，东边没有手斧，并以此为标志画了一条线，区分东西方两个文化圈，即“莫维斯线”。他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缺少手斧等较为精细的石器技术。

这些年，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在长白山、百色等地相继发现了大量的手斧，但其制作工艺尚不具备经典的阿舍利标准。近几年在洛南地区发现的手斧组合符合西方阿舍利早期的一些组合特点和技术特点，但是手斧做得不是很薄、很对称，因而被国外学者认为不典型。但是，“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的工整性、对称性完全可以与西方阿舍利经典时期的手斧相媲美，西方看到这个不会再怀疑中国没有真正的阿舍利体系。”高星表示，“这批东西可以说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东方确实有阿舍利，这个任何人都不会怀疑”。

除了实证中国存在阿舍利体系，“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学术论调纯属偏见，皮洛遗址的手斧还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是皮洛所处的地理位置，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扩散线路贯通了。此前我国发现的阿舍利遗迹零星分布，但是始终无法建立交流扩散的路线，因为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没有这种遗存。皮洛遗址的发现，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我们可以说，从南亚到中国南方，再到中国北方，一直到朝鲜半岛，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扩散路线已经建立，而且清晰起来了。”高星说，“这就是当时人群交流、文化融合的结果。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皮洛遗址的发现是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也具有世界意义。”王幼平也认为：“皮洛遗址刚好在南亚、东亚交界地带，它的发现把东西方的手斧连起来了，再次证明东西方早期文化就是有交流有联系的。”

此外，皮洛的手斧发现于海拔3700米的青藏高原，是目前发现世界最高的阿舍利遗存，这刷新了人们对人类征服极端环境历程的认识。

陈星灿说：“过去我们都认为征服青藏高原、北极这样环境极端恶劣的地方，都是现代人产生之后的事情，都是四五万年甚至一万年以来的事情。”然而，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而遗址最下部的年代或许是20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20万年前，中国人类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这么极端的环境了。“那么对远古人类，对所谓现代人之前的古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能力都需要重新评估。”陈星灿说。王幼平也十分赞同：“这项发现可能会让我们对于早期人类发展、东西方人类迁徙、文化交流产生新的认识。”

相关报道：甘孜稻城发现遗址 实证人类13万年前已踏上青藏高原

（报道）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甘孜稻城发现大型旧石器遗址 实证人类13万年前已踏上青藏高原

皮洛遗址出土了东亚最精美的手斧遗存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一般认为其始于距今300多万年以前，结束于距今1万年左右。

海拔3750米的高原上，远古时期就已有人类活动了吗？最近，考古队员在甘孜州稻城县发现的皮洛遗址为人们带来了答案。

9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首次对外发布了稻城皮洛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果。

在海拔3750米的青藏高原东麓，考古队员新发现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皮洛遗址，并在遗址中发现了东亚最精美的手斧遗存，证明“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学术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专家认为，这是一项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将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力。

不可思议

海拔3750米高原

发现近百万平方米旧石器遗址

2019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相关团队在川西高原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在甘孜州新发现24处海拔3000米以上的旧石器地点。2020年5月12日，考古队在稻城县附近发现皮洛遗址。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郑喆轩介绍，皮洛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七家平洛村，距稻城县城约2公里，海拔3750米，处于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整体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年代至少在距今13万年以上。

“在高原上发现近百万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郑喆轩说，自遗址发掘以来，考古人员已发现近万件石制品，其中7个文化层共出土6000余件石制品，地表采集3000余件，这说明远古人类在此的活动频率和强度非常高，“这突破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数量丰富

发掘出土石器6000余件

出土东亚最精美手斧遗存

经国家文物局审批，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经过5个月的田野发掘和对地表遗物的系统采集，考古人员揭露了多个人类活动面和用火、打制石器的遗迹，获得石制品6000余件，光释光测年、古DNA、粒度、磁化率、孢粉、土壤微形态、浮选土样等多学科研究样品数百份。

其中发现的阿舍利文化代表性石器——手斧遗存令人心潮澎湃。据介绍，阿舍利文化是非洲、西欧、西亚和印度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尔而得名。

此前在东亚地区发现的阿舍利遗存，无论在技术、精美程度上均比西方典型的“阿舍利石器”粗糙许多，因此在国际上存在许多争议，被部分学者称为似阿舍利遗存。

此次皮洛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数量丰富、地层与时代清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所出土的手斧、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

中国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等专家认为，该发现可以与西方晚期阿舍利遗存媲美，是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确凿无疑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产品。

特殊价值

手斧遗存的发现

解决“莫维斯线”争论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创造并使用的重要工具，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定型工具，具有对称性、多功能性，可用于砍伐、狩猎等，有人称它为“人类心灵之窗”。

“在制作手斧前，需要先在脑中形成目标产品的基本模样，专业上称为‘概念模板’，这说明当时的人已具备复杂思维能力。他们清楚自己需要一个复杂、规整的目标产品。”郑喆轩说。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从英国的中北部到喜马拉雅山脉印度板块附近划出一条“文化线”，他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位于该线以西、以南的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以阿舍利手斧文化传统为代表；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人们后来把这条“文化线”称为莫维斯线。

此次皮洛遗址的新发现让“莫维斯线”理论不攻自破。高星等专家认为，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可以说把“莫维斯线”擦掉了，为争论画上了句号。

此外，皮洛遗址的空间位置同样非常重要而敏感。专家介绍，根据此前的研究，亚洲东部包含阿舍利技术遗存的遗址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等地区。皮洛遗址等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该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意义重大

揭示早期人类

征服青藏高原历史进程

不仅如此，郑喆轩还告诉记者，这处青藏高原上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中国西南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

“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3个连续性文化的出现意味着什么？郑喆轩说：“不同石器组合说明其有可能为不同的人群创造，亦或是同一人群为了适应环境的改变所做出的技术适应，同时表明在10余万年前，远古人类在此地有着长期、频繁的活动。”他介绍，在同一处发现3个人类文化阶段，这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见，3个发展阶段代表着文化的变化，能够清晰反映出人类征服高原的历史过程。

郑喆轩说，尤其是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生态背景和年代学标尺。

稻城皮洛遗址

四大罕见之处

约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旧石器遗址

皮洛遗址位整体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专家表示，在高寒地区发现近百万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如此大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国内外都较为罕见。

拥有7个文化层

自遗址发掘以来，考古人员已发现7个文化层、近万件石制品。这说明远古人类在此的活动频率和强度非常高，突破了人们以往的认识。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高原剥蚀地貌很难堆积地层。然而在考古学上，大多情况下，专家是根据地层判断遗址年代、环境等背景信息。就青藏高原已发现的遗址而言，绝大多数都没有地层，许多仅有一两个地层。皮洛遗址连续不断的7个文化层十分罕见，这不仅对考古学来说很珍贵，对于地质学等学科的研究也意义非凡。

同一地点发现完整文化发展阶段

皮洛遗址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

专家介绍，在一个地方发现3个人类文化阶段，不仅在高原上，整个世界上都非常罕见。不同石器组合说明其有可能为不同的人群创造，亦或是同一人群为了适应环境的改变所做出的技术适应，同时表明在10余万年前，远古人类在此地有着长期、频繁的活动。尤其是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等历史进程。

发现东亚最精美手斧遗存

皮洛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数量丰富、地层与时代清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所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该发现彻底解决了有关“莫维斯线”的争论，为研究、认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不同地区人群的关系提供了珍贵、关键的证据和信息。

相关报道：中国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皮洛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

（报道）据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9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宣布在四川稻城发现一处面积超过90万平方米的旧石器遗址——皮洛遗址。该遗址今年4月才开启发掘，工作远未结束，为何短短5个月之后就由国家文物局在“考古中国”项目中发布？

9月12日，中国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曾作为专家团队的重要成员，提前前往皮洛遗址考察。在现场察看了遗址和出土石器、听取了考古人员情况介绍以后，他和现场所有专家一样，对遗址价值表示了极大的认可。在高星看来，这无疑是近年中国旧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甚至是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

稻城皮洛遗址的发掘

高星：这次工作做得非常规范，组织合理，结果丰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川藏铁路文物调查的同时，开展旧石器考古，把一项基建调查项目转化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正规的考古项目。方法规范，信息提取全面，工作做得非常好。

皮洛遗址发现的意义

高星：用“石破天惊”“重大”来形容都不为过。这种发现，我认为是近年旧石器考古难得的非常重要的发现，其重要性远超近年取得的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不仅只属于四川和中国，而且具有重大国际意义。不仅是旧石器领域的考古成果，也是全中国考古界的成果。

皮洛遗址为何意义重大？

高星：首先，皮洛遗址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在旧石器这一块，以前四川一直比较空白，虽然在富林、资阳等地有少量旧石器的发现，但总体旧石器文化非常少。但是皮洛遗址有7个文化层位，并且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遗址，是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和文化技术发展材料信息的叠加。这就建立起这个区域的文化参照和标尺，立起来了一个文化的擎天柱。

第二，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的这几块石头，是我们在东亚看到的最典型、制作最精美、组合最完备，技术最成熟的一套体系，应该是西方阿舍利晚期成熟的技术体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到南亚考察，提出了一个莫维斯线。他认为旧石器时代，位于该线以西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文化传统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东亚，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最近几年，我们也在百色、洛南等地发现了手斧体系，但在技术方面总体和西方有所不同，所以莫维斯线争议一直存在。但皮洛发现这套阿舍利技术体系后，这个争议将就此尘埃落定。皮洛的就是阿舍利体系，莫维斯线可以被我们彻底擦掉。

第三，这还是目前发现的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体系，无论在非洲、欧洲、印度都没发现这么高的。一般认为阿舍利是一个特定人群、特定技术的文化传播，皮洛的发现，表明特定人群对高海拔这种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生存方式，所以具有特定的意义。

第四，皮洛遗址的空间位置同样非常重要而敏感。亚洲东部包含阿舍利技术遗存的遗址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等地区。皮洛等含手斧的遗址埴补了该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第五、这里是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环境研究都是热点课题，皮洛遗址恰好处在这些关键时间节点上。

未来，我们的发掘和研究要与这些课题结合起来，这些重大学术成果，可以提高我们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有助于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古根系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史前根脉。

对稻城的影响

高星：稻城亚丁的自然风光名声在外。现在在自然旅游资源外，突然有了古文化的底蕴，这将是一张珍贵的文化名片。我个人建议未来皮洛遗址可以建博物馆、遗址公园。当然，还希望未来这里继续发掘、调查、研究，整理提取更多的材料。现在的发现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我们能不能找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要继续调查，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另外要展开多学科工作，DNA的研究、年代学研究等要加快。

相关报道：世界性重大考古发现——稻城发现13万年以前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

（报道）据甘孜日报（记者 张亚贤）：9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宣布在稻城县发现一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罕见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皮洛遗址。这处遗址位于青藏高原东麓，海拔高度达到了3750米左右，年代至少在距今13万年以上。考古队在此发现了包括手斧在内的近万件石制品，证明了至少早在13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征服并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青藏高原，其制作精美的手斧等阿舍利产品组合，也证明了“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学术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缘起

旧大陆东侧的手斧遗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学者休士顿·埃德加曾在川西高原采集到两件手斧，但位置年代等具体信息已不可考。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过程也由史前研究的重点问题变成了热点问题。

2019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负责人郑喆轩在甘孜州调查发现了手斧，其后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规划的指导下和四川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在川西高原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在甘孜州新发现24处海拔3000米以上的旧石器地点，采集手斧、砾石石器等百余件，这一区域巨大的考古潜力可见一斑。

事状

2020年5月12日，旧石器研究室在稻城县附近发现皮洛遗址。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金珠镇七家平洛村后，东距稻城县城约2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29°02′28″，东经100°16′43″，遗址面平均海拔约3750米，处在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该阶地宽约500米，长约2000米，遗址整体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初步调查勘探显示，遗址地层堆积保存状况良好，并发现有原地埋藏的手斧遗存。经国内旧石器时代权威专家进行现场考察，遗址的发现获得了一致认可，因此在11月下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21年度的主动发掘工作并获批，联合考古队在组建了强大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后于2021年4月开始正式考古发掘。经过5个月的田野发掘和对地表遗物的系统采集，考古队揭露了多个人类活动面和用火、打制石器的遗迹，发现石制品近万件（地层出土石制品6000余件，地表采集典型石制品3000余件），光释光测年、古DNA、粒度、磁化率、孢粉、土壤微形态、浮选土样等多学科研究样品数百份，为后续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21年9月12日，四川省文物局再次组织专家学者对稻城县皮洛遗址进行考察和研讨，对皮洛遗址的主要发现及学术与社会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指出，皮洛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是一项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将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力。

意重

据介绍，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麓剥蚀区揭露出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以来（③层不晚于距今13万年）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七个文化层共出土6000余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

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处在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环境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关键时间节点上，也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生态背景和年代学标尺。

其间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数量丰富、地层与时代清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所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可以与西方晚期阿舍利遗存媲美，是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确凿无疑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产品，彻底解决了有关“莫维斯线”的争论，为研究、认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不同地区人群的关系提供了珍贵、关键的证据和信息。

而位于青藏高原的皮洛遗址空间位置也显得重要而敏感，亚洲东部包含阿舍利技术遗存的遗址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等地区。皮洛等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该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可以说，皮洛遗址与其技术特点鲜明的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将提升我国学术界在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远古东西方人群迁徙及文化交流与融合、古人类对青藏高原征服与适应进程等热点问题上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有助于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古根系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史前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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