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窥见中国政治的诸多谜团

城门：窥见中国政治的诸多谜团

汉长安城有12座城门，东西南北各3，每门又有3个门道，与《周礼》所载的王城惊人吻合。

然而，其中的门道不仅限于此。

以直城门与宣平门为代表，门道与门道间相隔4米；而西安门与霸城门，门道与门道之间相隔竟达14米，可想见当年城门的雄伟气势。

而这两个门道间隔14米的城门，分别对着未央宫南门与长乐宫东门，在空间上与权力中心十分接近。

后来大唐长安南面的城门——明德门，更是突破三道之限，赫然出现五个门道。

《易·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作为南面而治的象征，正南的城门比其他城门更肩负着彰显皇权的使命。

▲ 唐长安城明德门复原图可门的政治秘密，还藏在更里面。

大唐贞观四年四月三日，唐太宗李世民端坐在宫城正门顺天门（后改为承天门）上，下令摆设各色珍宝，以显示大唐之盛世，然后引见东突厥首领颉利，历数其罪状。

在如此声威之下，史籍载：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哭谢而退。

皇城或宫城的正门上，不处理琐碎的政务，却是最具仪式感的大典举行之所。

在这里，皇帝接受俘虏、颁布大赦、接受四夷朝贡。

▲ 明清两朝，受俘礼在午门举行。

王公百官要穿着朝服站在门前，俘虏则向皇帝行大礼。

绘画／郎世宁 供图／故宫博物院而这场声威浩大的仪式能在门前举行，与门前横街也有关。

承天门前横街宽三百步，约合今天的411米，是长安城中最宽阔的街道。

它就像一个大型广场，能够承载浩浩荡荡的人群。

在这里，除了献俘等仪式，有时也举行观灯、赐酣之类的表示君民同乐的活动。

总的来说，由承天门统帅着的大型广场，是展示皇家权力及尊严的场所，犹如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

这与西方城市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市政厅前广场，有着十分不同的文化内涵。

这样的皇宫大门及门前广场，被后世的王朝继承下来。

而作为广场之冠、也就是权力之冠的门，让统治者始终惦记心上。

北宋政权一统天下后，赵匡胤下令大修北宋东京皇城门——宣德门：门洞由两个增为三个，并在门楼两侧建有左右两观。

文人梁周翰作有《五凤楼赋》，盛赞改建后的门楼：台卑者崇，屋卑者丰……去地百丈，在天半空，而城门楼两侧双阙偶立，突然如峰！▲皇帝出门巡幸，后面总会跟着长长的仪仗队。

图为宋人所绘《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

突然如峰的双阙，其实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

《尔雅·释宫》中说：观谓之阙。

《古今注》则说：古每门树两观于其门。

在门的两侧分别树立双阙，让门显得更加有气势。

巍峨的阙，天生擅长于展现权力，于是被运用于重要的城门、皇宫门、寺庙门等处。

隋唐时期，门旁的双翼渐渐凸起，形成一个倒凹形平面，让门圈出的空间内有一种封闭之感。

虽然宣德门已长埋地下，可我们却可从至今尚巍然耸立的故宫午门感受到门阙的威严。

横屏观看▲北宋·赵佶《瑞鹤图》，画中的主体建筑宣德门是北宋东京皇城的正南门。

午门是明清王朝的宫城正门，其两侧凸出的阙，与高大的城楼形成封闭的空间，既增加了整个建筑纵深感，又让人有森严和压抑之感。

美国现代建筑师摩尔菲曾惊叹，午门体现了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高耸、庞大而压抑。

与这样的门相配的，是要彰显威严甚至肃杀之气的仪式。

在修建这些门时，统治者就特别注意将威仪、震慑融到设计之中。

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可汗颉利流下眼泪，或许与大唐天子背后之门直接相关。

▲美国建筑师摩尔菲赞美午门，说它有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地方城市的城门上，没有如此威严的政治仪式，可作为出入城市的唯一通道，却是古时官府张贴公告、晓谕民众的场所。

不过它的政治功能更多是无形的，也就是通过巍峨的建筑来作为城市和政权的象征。

因此在中国古代绘制的政区图上，可以不绘制街道，不绘制寺院，甚至不绘制官署，但城墙和城门不可缺少。

不过也有例外。

宋代有个仙游县，负山带溪，形势险固，长期没有修筑完整的城墙，但到了南宋乾道年间，却出现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没有城墙的城门。

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情况仍然存在。

光绪《处州府志》上载，处州府（今浙江丽水）下辖的松阳县、遂昌县等县，均没有城墙，却赫然耸立着一座又一座城门。

▲处州府城（今浙江丽水）行春门。

图源：丽水民政在西方古代的城市里，也不时闪现城门的身影，比如雅典在希波战争（前499年至前449年）后，就修筑了长长的城墙。

有了城墙，墙上的城门也是理所当然地存在了。

可西方的城门形象，比起神庙、广场和教堂等夺目的身影，却显得十分模糊和黯淡。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西方人走进中国城市时，总是第一眼就被巍峨的城墙和城门所吸引。

城门开闭：为了内外有别上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喜仁龙迷恋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后，注意到一个现象：夜幕一降，城门就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起来。

城门在居民沉睡的时候是关闭的。

黎明，当第一个旅客赶着大车或小骡车踏上漫长的旅途时，厚重的木城门就被缓缓推开，犹如一位刚被唤醒的巨人呻吟着。

渐渐地，进城的乡下人越来越多……日上三竿，城门处的交通活动也纷忙、杂乱起来。

▲早期的右安门。

位于外城南城墙的西侧，俗称南西门，又称丰宜门。

这是夜禁制度的末日余辉。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墨子·号令》中，就已记载了晚间关闭城门的制度。

而《唐六典》的注文里，更是有着生动的记述：夜，第一咚咚声绝，宫殿门闭；第二咚咚声绝，宫城门闭，及左右延明门、皇城门闭。

其京城门开闭，与皇城门同刻。

唐时，当各个城门关闭的同时，各坊的坊门也要关闭。

在直通12座城门的大街上设有街鼓，日暮时，擂鼓800声，坊门即关闭，此时行人只能在坊内活动，不能在坊外的大街上随意穿行，否则会因为犯夜而受到惩罚。

《太平广记》中记道，有一位叫张无是的小官员，居住在布政坊中。

天宝十二年（753）冬的某天，他信步走在街上，却听到夜鼓响起，城门、坊门纷纷关闭。

为了躲避巡夜检查的官兵，不得已只好蜷缩在桥下过夜。

冬天的漫漫长夜呀！夜禁的严格和震慑力由此可见一般。

▲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如此严格的夜禁，一方面是防御和治安的需要，另一方面，统治者也通过控制城门的开闭，划分出了城内与城外、日与夜、法与非法的界限。

公元1170年，南宋政权定都临安已30多年。

临安府一位叫姚宪的官员上奏称，临安旧城门的门锁因年久而启闭不谨，提议钥匙由大内钥匙库收掌，日落时分再降付诸门。

这一建议得到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的采纳。

换锁可能仅是一种借口，其目的是在皇室劫后重生、政权稍稍稳定之际，恢复业已混乱的城门启闭制度。

可也正是宋孝宗本人，破坏了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城门秩序。

▲ *德寿重华掼蛋扑克：以宋孝宗一家人和宋画为主题开发的文创。

一日，宋孝宗和太上皇宋高宗出城西清波门，到聚景园游玩，夜深方才返回大内。

由于身边有众多随从人员，体贴的皇帝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出入，会给处于热闹中的夜市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发生踩踏伤人事件。

于是他特地下诏，令诸城门至夜深方得关闭。

圣旨一出，城门日落关闭的规定开始松弛了。

另据民间话本《裴秀娘夜游西湖记》记载，因为宋高宗好夜游西湖，一时催生出夜游湖的时尚。

于是那些临安府城内开店铺的人，每逢佳节就会跑到涌金门外，雇请画舫或小划船，兴致勃勃地夜游西湖。

南宋临安醉生梦死的门外夜间娱乐，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到了元代，城门启闭制度又严格执行起来。

然而，惊鸿一瞥的狂欢场景，并不全是南宋皇帝寻欢作乐的罪证体现，还有历史的深意在里面。

▲2022年11月22日，坐落于杭州上城区望江路的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它展示了超过4000平方米的宋代宫殿遗址，属国内首例。

除了美景，城门外还有什么可能吸引到里面的人？据史料记载，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城门外有不少店肆、瓦子。

瓦子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极富特色的娱乐场所，不仅卖杂货及出售酒食，还有相扑、影戏、杂剧、傀儡等各种娱乐表演。

而娱乐业发展的背后，是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

作为城市防御上最为薄弱的一环，城门不可以随意开设，它往往设置在城市重要的对外交通线的方向。

而当对外的商业交流频繁时，城门外便聚集了熙熙攘攘的逐利之人。

宋廷规定，东京商人分为大、小贾两类，小贾就在城门处交税，为此，外城门设有监门官，专门负责收税工作。

▲《清明上河图》。

城门前段之官署。

而在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顺着大运河滚滚而来的货物，要通过崇文门进城，于是在这里便设有全国最大的税关，这个税关于明弘治六年（1493）设立，民国十九年（1930）撤销，存在时间长达437年。

繁重的税务，延长了商人们滞留门外的时间。

更让人郁闷的是，那些牛、马、猪、羊等大宗商品，经常被规定不能在城内交易，于是城门外就成为它们天然的集散地。

而很多依傍河流修建的城市，城门外有时是重要的渡口、码头，货物也不得不在此装卸。

▲1905年的崇文门城楼。

瓮城里道路上很多行色匆匆地赶路人，两侧还有些做买卖的人。

城门之处，关卡重重，限制重重。

可也正是这诸多的麻烦，让外来的人、城里的人，不少都聚集到城门外做生意。

不仅如此，这些外来的客商，还需要旅店、货栈，有时甚至需要一洗劳顿奔波的娱乐场所，于是又进一步吸引了相关的从业人员。

更有不少城里居民跑到门外后，竟从此不愿回去了。

据史料记载，北宋东京外城的城门外，由于便利的交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曾形成繁华的草市，史称京城门外草市。

所谓草市，原是指乡村定期集市，大都位于水陆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驿站所在地。

而当这个草市紧邻城门时，往往会发生有趣的变化。

横屏观看▲ 汴京外城。

那时，草市的繁华让不少乡村居民、外来者选择到此定居。

而这一份热闹，也渐渐地吸引了一些城里居民外迁。

《续资治通鉴长编》上记载：所谓京城门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

于是，随着城外商业区和居民区的出现，这门内门外的区别，也渐渐变得暧昧和模糊。

城门外的市场和居民区一直存在，比如北京。

作为最后三个王朝的都城，它曾吸引着来自全国的客商和货物：江南的货物、客商顺大运河而来，积聚在崇文门外；来自河南、山陕等地区的客商、货物则跨过太行山西路，汇聚在宣武门外。

于是，城外居民日益增多。

到了嘉靖年间，由于蒙古族不断侵扰，为了保护南城居民，政府才开始修建外郭城，渐渐地又把城门外的居民用城墙圈了起来，城门也重新成为城内与城外的分界线。

▲明代《陕西舆图》。

图中的府州县城均以城门和城墙为标志。

供图／成一农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喜仁龙站在正阳门前，心里五味杂陈。

这座北京内城的正南门，瓮城已被拆除，箭楼就像孤岛一般耸立着。

1900年八国联军在正阳楼上点燃的炮火，仿佛已嘲笑了瓮城等机关算尽的中古防御设施。

而门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赫然出现两个新开的门洞。

据史料记载，进入民国后，因正阳门东侧有京奉铁路火车站，西侧有京汉铁路火车站，有轨电车也即将从正阳门通过，于是打通更多的门洞成为交通的需要。

而在明代只开了4个城门的西安，此时也在开通越来越多的城门和门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