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也是“羊的传人”

“龙的传人”，也是“羊的传人”

毛剑杰

早在7000年前，羊就已被东亚大陆先民成功驯养，从北到南，从蒙古草原到东海之滨。它的形象常被绘在器物上，或是直接把器物做成羊形：西北地区的甘肃齐家文化，出土过玉羊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则出土了陶羊俑。

在中国先民的观念里，羊从史前时代开始就有了图腾意味。甚至有种观点认为，汉族以龙为图腾的同时，事实上也一直在沿用羊图腾。如远古华夏族祖先之一的炎帝，出自姜姓，姜姓是以“羊”为部落名和姓氏的古羌，羌为牧羊儿，姜为牧羊女。

这尊巨大精美的青铜器，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1954年，一个叫张欣如的年轻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仓库中发现它时，它看上去粗糙、破旧、颓败，仿佛随时都会垮掉。因为战乱，它碎成20余片，仅被简单粘合在一起。

之后两个月时间里，日后声名鹊起的文物修补大师张欣如将之细细修补，并将残缺重新铸造，它才又恢复了3000年前秀美而威严的样貌。

青铜器的尊口向外舒展，肩部盘绕着蛇身而有爪的龙，58.6厘米的高度、52.4厘米的边长和34.5公斤的重量，令人叹为观止。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腹部四角的四只大卷角羊——头伸出尊外，蹄踏在尊底，栩栩如生。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正因为这四只大卷角羊，它被专家命名为“四羊方尊”。经过考证，人们确定，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偏早的器物。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的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在这时进入高峰。

而四羊方尊并非最早将羊形制作于器物上的历史文物。

自中国史前时代开始，在先民的观念里，羊已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更是敬献给祖先祈求吉庆的祭祀品。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塞，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到甘肃齐家文化，早在羊被东亚大陆先民成功驯养后，其形态就常常被描绘至器物之上，或直接被做成器具。

这一传统流传了5000多年，从祭祀礼器，到墓葬明器，从彩绘墓砖，到水墨工笔画，这些材质和具象不尽相同的器物，令羊的形象有了图腾的意味。这也就不难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倒不如说是“羊的传人”。

“龙中有羊，龙羊一体”

说起远古先民与羊的关系，“六畜”是绕不开的。根据自身生活的需要和对动物的认识程度，远古先民先后选择了马、牛、羊、鸡、狗和猪进行饲养驯化，它们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成为家畜。

《三字经·训诂》对这六种驯养的动物有着精辟的评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

从中可以看出，当先民在祭祀祖先的时候，羊被奉为第一祭品。在人们看来，性格温顺的羊是美与善、吉与祥的象征，他们视羊入梦境为吉兆喜示，甚至认为是王者之兆，自然会以羊祭祀，祈求吉庆。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殷墟中期文物——四羊首铜罍，就与四羊方尊一样，是一种盛酒礼器。罍是一种小口广肩、深腹圈足的器物，也是把羊首铸在器身肩部，羊的双角、两眼特别突出，醒目而传神。

同属殷墟中期文物的三羊铜鬲和羊首铜卣，则是在器身雕刻了生动鲜明的羊形浮雕。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型祭祀坑中，一个制造于商朝晚期的“三鸟三羊铜尊”除了在肩部铸有三个羊首，器身上还遍布或直立、或向上卷曲的羊形纹饰和云纹。

根据专家的研究，在礼器上镌刻羊纹，或是铸造羊首，能增加器物庄重肃穆的感觉。除此之外，也有祈祷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意思，或是延伸到对于国家、家族兴旺的期盼。

由此，更引发出一些民族的原始图腾，如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族，就以羊为民族图腾，其崇羊的诸多风俗就延续到了今天。

更有观点认为，“龙中有羊，龙羊一体”，说华夏民族以龙为图腾，自称“龙的传人”，倒不如说是“羊的传人”。

远古华夏族祖先之一的炎帝就出自“姜姓”，以“羊”为部落名和姓氏的古羌部族。根据释义，羌为牧羊儿，姜为牧羊女，而炎帝所在的部族恰以羊为图腾。直到后来，炎、黄二帝所在部族与其他部族历经融合，“龙”这一聚集了多种动物形象的图腾，才慢慢形成。

甚至有研究者说，虽然象征宏伟和气魄的龙，与拥有友善、吉祥、纯洁、鲜美、公正、讲礼、和合、奉献品质的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两种性格，但羊本身，却也是两种性格兼备，柔和之外有刚毅。

《诗经·召南》中就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传说在尧时期，主持刑狱事务的皋陶很敬重羊，身边跟随着一头能协助判案的神兽，名为獬豸，形似羊，黑毛，四足，头上有独角，能看出人是否有罪，分辨是非曲直。此外，无论雪山还是高地，羊都能紧跟着人类的脚步，人去不到的悬崖峭壁，羊也能去。藏羚羊、独角神羊（獬豸）更集中体现了羊之刚毅。

“龙中有羊，龙羊一体”的说法也在青铜礼器上有所体现。与羊有关的青铜礼器上，龙常常与羊结伴出现，如四羊方尊，就是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

另在唐传奇《柳毅传》中，本是祝福五谷丰登的羊则成为跟随龙布云播雨的神物：“柳毅路遇牧羊女，女子请他代传书信，并自言是洞庭龙君之女。柳毅同情龙女的不幸，又好奇地问：‘你既是龙女，牧羊何用？难道神灵也像人间一样，畜牧为了宰杀吗？’龙女答：‘这不是羊，是雨工。’柳毅问：‘何为雨工？’龙女答：‘雷霆之类也。’”这段描述中，龙女牧羊，而羊是雨工。

怎么分辨贵族？看墓葬里有没有“羊”

到了两汉时期，羊的“图腾”意味更加清晰而明确，它的形象也逐渐从单纯熔铸、雕刻于器物之上，转而变身为器物的最终形态，或进入贵族陵墓的壁画和彩绘中。

公元前117年秋，万里追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猝然而逝，年仅23岁。当时，汉武帝不胜悲伤，下令风光大葬霍去病，更为他修建了一座豪华坟墓，还从祁连山运来巨石块，雕成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石牛、石象、怪兽吞羊、人抢熊及野猪等，排列在霍去病墓前，以彰其“马踏匈奴”的赫赫战功。

这些石人石兽，就是中国古代陵墓前最早的石像生。据《封氏见闻录》记载，石象生最初的作用是装饰和点缀陵寝，及作为墓主的仪仗銮驾。而石羊，则是銮驾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羊已不仅仅是“吉祥”的化身，更被赋予“瑞兽”的地位。在这个重厚葬的年代，稍微有点身份地位的人，都习惯在墓中陪葬各种“羊文物”，为家人及后世祈祝吉祥富贵。

除了之前所说的石羊，雕刻着羊的“摇钱树”算得上是贵族墓穴中最常出现，与羊有关的明器（即冥器）。它常常是一株饰满铜钱的铜质或陶质树，靠近根部的树座上，有各种动物的浮雕，除了蛤蟆、玉兔，羊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

其中最为精美者，或是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一株羊纹摇钱树座。1942年，这株“摇钱树”在四川彭山县的东汉崖墓中出土，高4.27厘米。铜质的摇钱树干插在人和羊首之间的羊背上，而树座顶部，赫然是一名面容清晰的骑羊者。

墓穴出土的羊形宫灯也有不少，它们不仅代表了吉祥辟邪，还有“具体用途”。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就出土了一盏卧姿铜羊灯。这只“羊”的设计算得上巧妙——羊腔内可盛灯油，背部是个活盖，羊脑后面装了一根活轴，通过颈后的弧形短柄与背盖相接。提动背盖尾端的小提钮，就可以让背盖翻起，顶在羊头上，成为灯盘。将灯油取出放在灯盘中，就可以点灯使用了。

当然，仅仅陪葬“羊文物”还是不足以彰显墓主的地位，这时候，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的墓室壁画就成为许多贵族、高官或是地方豪强在修建陵墓时的选择。

根据资料，大多数汉墓中都有以羊为主题的壁画。

江苏徐州燕子埠的彭城相缪宇墓内，就发现了铭曰“福德羊”的石刻画——一只双角盘卷的羊看上去健壮有神，它的背上落着一直瑞鸟，右侧则是一只麒麟。整个画面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祈祝福祥、求得瑞应”。

四川乐山中区的肖坝、虎头湾等墓穴内壁上，刻的则是卧羊和羊头。卧羊体硕性温，双角盘卷，而羊头图则都是正面刻画，羊的双角曲成环状，线条抽象简洁——同样属于借羊表达吉祥之意。

但在吉祥之外，《杂五行书》曾记载：“悬羊头门上除盗贼。”《新言》则称：“初年悬羊头碟鸡头以求富余”，因而，墓穴中的羊头刻画，还有避除邪恶的意思。

相较于寓意强烈的这些羊瑞图，成都西郊曾家包东汉墓中的《农作·养老图》画象石，则更侧重于展示两汉时期农牧并举的庄园生活。这个墓穴的两侧高处，绘有一幅双羊图，两只卷曲盘角的绵羊，一前一后，昂首互视，举步走向一株牧草。

羊群兴则部族兴，羊的生殖能力很重要

在上下五千年历史之间，游牧民族对羊的重视和崇拜，催生了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羊文化。

对游牧狩猎者而言，他们驯羊的同时，也捕猎野羊。羊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羊群兴旺则部族兴旺，羊群凋零则部族凋零。

于是，几乎所有游牧先民留下的与羊有关的岩画，都包含了一个意思：羊为衣食之源，因此希望羊群繁衍，羊只增加。

新疆米泉县独山子的一幅岩画上显示的，是两个猎人分别将箭射入两只雌性山羊的臀部。这幅岩画透露着原始巫术的味道。古时，箭除了用作狩猎之外，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而这幅岩画就是希望通过箭，将人的生殖力传递给羊，是人与羊的交感和互渗。

也有岩画会通过描绘怀孕的母羊，或刻画交媾中的羊来祈求羊只增加、羊群繁殖。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有一幅岩画，画面中四只山羊呈“井”字形排列，皆昂首挺立。其中一只鼓腹，显然是已怀孕的母羊。新疆托克逊县的一幅岩画上，刻有两只小羊和三只大羊。三只大羊糅合在一起，其中两只前后相向站立，前面那只前腿立地，后腿抬起，是正在与后面那只交合的情状。

有时候，为了夸赞羊的生殖能力，代表生育的阳具还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被刻画得异常粗大。

这与人类的生殖崇拜具有同样的意味。羊是胎生，每年可育一羔或双羔，这和人类很相似。所以游牧先民中，女性对羊很亲近。新疆温泉县的一幅岩画中，羊的双角盘成椭圆形双圈，中间还有一个三角形点，宛如女性生殖器符号。